文史哲周刊·文學遺產：沈詩任筆

　　原標題：沈詩任筆

 

　　作者：米曉燕（遼寧師范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文筆”一詞的出現是在東漢時期，但用于文體意義上的區分則是在晉代。首先是用“筆”指公文類文章，用“文”指個人之作，公私對舉是“文筆之辨”發展的第一個階段；之后以是否用韻區分“文筆”，這是“文筆之辨”發展的第二個階段；到梁元帝蕭繹《金樓子·立言》篇中，將“神其巧惠筆端而已”的作品稱為“筆”，將“綺縠紛披，宮徵靡曼，唇吻遒會，情靈搖蕩”的作品稱為“文”，則為“文筆之辨”發展的第三個階段。文筆之辨經過三個階段的發展，成為中古文學理論的一個重要論題。

 

　　在“文筆之辨”的發展中，“沈詩任筆”是一個具有時代意義的稱謂，它反映了時人對“文筆”的態度與評價，是那個時期文學生態的典型表現。當時，沈約以詩著稱，任昉以表、奏、書、啟諸體散文擅名。鐘嶸認為任昉少年作詩不工，長則動輒用事，所以“世稱沈詩任筆”，而任昉也非常遺憾自己被以筆著稱，從中可見時人更重視文，作為“文”主體形式的詩歌尤被看重。劉勰（465—520）和鐘嶸（468—518）是同時代的理論家，劉勰提出“文筆”分辨的新途徑，鐘嶸拿出“沈詩任筆”的新說法，這表明南齊時期作家學者對文體的重視。

 

　　《梁書·沈約傳》記載沈約的著述，有“《晉書》百一十卷，《宋書》百卷，《齊紀》二十卷，《高祖紀》十四卷，《邇言》十卷，《謚例》十卷，《宋文章志》三十卷，文集一百卷”。沈約的詩，據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共計243首，與他的史、紀等筆體文章比起來不算多，但與同時代詩人相比，其數量則頗為可觀了。《南史·沈約傳》記載：“謝玄暉善為詩，任彥升工于筆，約兼而有之，然不能過也。”《梁書·何遜傳》說：“詩多而能者沈約，少而能者謝朓、何遜。”可見，沈約的特點在于詩筆兼善，又勤于創作，加之為當時文壇領袖，有巨大影響力，又以“聲律說”開創了“永明體”，因而最終以詩聞名。

 

　　任昉一生著述也很多，計有文章三十三卷，《雜傳》二百四十七卷，《地記》二百五十二卷，《地理書抄》九卷，《文章緣起》（《文章始》）一卷、《述異記》二十卷。可見在這些著述中，表、奏、書、啟諸體散文等“筆”占很大比重。而其“筆”也深受推重，《南史·任昉傳》載：“（任昉）尤長為筆，頗慕傅亮才思無窮，當時王公表奏無不請焉。昉起草即成，不加點竄。沈約一代辭宗，深所推挹。”任昉博學多識，才思敏捷，對“筆”這種文體非常擅長，往往一蹴而就。鐘嶸《詩品》說任昉的詩“善銓事理，拓體淵雅”，《南史·任昉傳》說他“博學，于書無所不見”，而作詩卻“用事過多，屬辭不得流便”，也從另一方面說明了他對筆體的擅長。

 

　　沈約以詩聞名為一代辭宗，任昉以筆擅長為沈約所“推挹”。但對時人所謂“任筆沈詩”，任昉卻“甚以為病”，他也曾在晚年“轉好著詩，欲以傾沈”，但終因“用事過多”而有“才盡”之譏。但這并不影響他在齊梁時期文學史上與沈約并駕齊驅的地位，在歷史記載中，二人常常相提并論：“其在位者，則沈約、江淹、任昉，并以文采妙絕當時。”“濟陰王暉業嘗云：‘江左文人，宋有顏延之、謝靈運，梁有沈約、任昉。’”“任、沈俱有重名，邢、魏各有所好。”實際上，他以筆體文章同樣贏得了文學史上的地位，這是“文筆之辨”給中古文學生態帶來的新氣象，也可以說是中古文學生態給了“文筆之辨”以新平臺。《周書·王褒庾信傳論》云：“原夫文章之作，本乎情性。覃思則變化無方，形言則條流遂廣。”文章最根本的在于“情性”，只要有巧妙的構思、形象的語言，無論是詩賦銘耒之文還是奏議書論之筆，都會流傳久遠。

 

　　沈約以倡導的“聲律說”開啟了“文筆之辨”以韻分類的第二個階段，并且以他的創作和詩歌主張，為文體的發展作出更多的貢獻，比如他說謝脁：“調與金石諧，思逐風云上。”先從聲律的角度稱贊謝朓的詩歌音韻和諧鏗鏘，讀起來有金石之聲；又從思致的高遠、格調的不俗說其趕超風云之上，可謂極盡贊美之能事。所以清代陳祚明說他“頗能貌宣城之詩，調諧言其工穩，思上言其遒拔也”。不僅如此，我們從沈約對其他詩人的評價中亦可見其詩歌理論中對音律的重視。他稱贊王筠的詩“麗則”，重視的是“聲和被紙，光影盈字。夔牙接響，顧有余慚”“會昌昭發，蘭揮玉振，克諧之義，寧比笙簧”，他稱贊劉杳“辭采妍富”，說他的詩“句韻之間，光影相照”，無疑更重視聲韻和諧。顏之推《顏氏家訓·文章篇》曾引述沈約的話說：“文章當從三易：易見事，一也；易識字，二也；易讀誦，三也。”又引述邢邵對沈約的評價說：“沈侯文章，用事不使人覺，若胸臆語也。”“三易”強調的也是少用典故、不用僻字、聲調和諧。在《宋書·謝靈運傳》中，沈約說：“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由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變，低昂互節，若前有浮聲，則后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也是遵循音律的規律，要求懂得平仄之法。沈約既講求“三易”，又重視音律，他的詩歌理論似乎已經超越了僅僅以“韻”劃分文筆的簡單粗暴，對文章有了審美的綜合需求。

 

　　這不禁讓人想到梁元帝蕭繹在《金樓子·立言》中提出的關于“文筆”分野的新原則：“吟詠風謠，流連哀思者，謂之文……筆退則非謂成篇，進則不云取義，神其巧惠筆端而已。至如文者，惟須綺縠紛披，宮徵靡曼，唇吻遒會，情靈搖蕩。”蕭繹以審美體驗作為劃分文筆的新標準，我們將之列為“文筆之辨”的第三個發展階段。沈約對任昉、謝朓等人的推崇之語和沈約自己關于文章的思考，都應該對蕭繹產生了很深的影響。

 

　　《光明日報》（2019年01月07日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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