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結與摩崖文學》

　　原標題：元結與摩崖文學

 

　　作者：彭敏（湖南科技學院國學院講師）張京華（湖南科技學院國學院教授）

 

　　摩崖文學是文學現象中一個特殊的類型，具備六個方面的要素。

 

　　其一是與地理環境緊密聯系。湖廣湘水—漓水一線皆為喀斯特地貌，山體小巧秀美，且多為石灰巖，故多壁立高崖，又多奇異溶洞，石質潔白而光滑，稍加打磨或無須加工便可提筆揮毫，為勒石篆刻提供了天然的載體。詩刻于崖，眼中所見與詩中所詠兩相契合，情景交融，此為閱讀紙本文獻所沒有的效果。

 

　　其二是跨時代的延續性。前人題刻，后人“跟帖”，經代不絕。湖南永州的浯溪自唐人元結刻石《大唐中興頌》之后，后人紛紛就此題詩發表議論，尤其是黃庭堅刻詩《書摩崖碑后》，認為元結之頌有諷喻玄、肅二宗之微言大義，發出史評新聲，又引發新一輪的激烈爭論。

 

　　其三是具有鮮明的文學性。摩崖文學的創作以詩歌為主，據筆者統計，永州摩崖中，浯溪現存石刻約500方，詩刻在230方以上，占比近50%；朝陽巖現存石刻154方，詩刻80方，占比52%；陽華巖現存石刻43方，詩刻12方，占比33%；拙巖現存石刻32方，詩刻26方，占比81%。初步估計，文學主題占湘漓一線摩崖總體書寫的一半以上。

 

　　其四是同一景地具有書寫主題的一致性。以永州摩崖為例，《大唐中興頌》之于浯溪，理學之于月巖，追懷先賢之于朝陽巖，隱逸之于澹巖等都是比較穩定的書寫主題，并且這種主題的一致性又衍生出異代同題寫作的文學現象，常見于摩崖文學當中。

 

　　其五是創作具有即興的原創性。絕大多數的摩崖作品皆是即作即書即刻，在版本上可稱最原始版本，且不可更改，至今可見，與經過多次修改或傳抄訛誤的紙本文獻不同。

 

　　其六是總數量十分龐大。據清陸增祥《八瓊室金石補證》記載、永州文物處公布及學者的田野考察發現，目前永州境內共有50處摩崖石刻景觀，摩崖石刻總數2000方有余，而與永州同處于湘水、漓水一線的桂林，亦存摩崖石刻2000余方，規模之龐大，景地之集中，不容小覷。

 

　　中唐文人元結在湖南永州的古文作品多刻于崖壁，率先大規模地開辟了摩崖石刻景觀，其文體以銘頌為主，其書體以篆為主，其創作宗旨乃復三代之古，引來后人紛紛題崖追仿。今湖南永州境內有陽華巖、朝陽巖、浯溪、月巖、澹巖、玉琯巖、月陂巖七處國家級文保單位，前三處皆為元結開創，后四處皆受元結影響而開創，其他省市文保摩崖更是不一而足。又桂林素以摩崖石刻聞名，石刻總數與永州相當，而其最早的摩崖文學作品一般被認為是桂海碑林中唐昭宗乾寧元年（894）張濬、劉崇龜的《杜鵑花唱和詩》，相較元結永泰二年（766）刻石的《陽華巖銘并序》晚128年。桂林在永州以南的湘水上游，古之游歷者多由北至南沿水路而行。以此地緣關系來看，要追溯桂林摩崖之淵源，可能還是要回至元結的摩崖文學。

 

　　唐代宗廣德元年（763）元結初任道州刺史，永泰二年（766）再任道州刺史，大歷四年（769）辭官卜居永州浯溪，直至大歷七年（772）奉命朝京師卒于途中。元結寓湘前后跨度十年，世有“元道州”之稱。道州即今湖南永州之道縣。元結寓湘的十年是元結生命最后的十年，是元結文學創作最為成熟的十年，是對摩崖文學的出現產生重大影響的十年。

 

　　《元次山集》收錄元結作品199篇，其中有70余篇作于湖南，這其中又以刻于摩崖的19銘1頌對后世的影響最為特殊。元結游歷湘中山水，凡所游之處必有銘文，凡所作銘文必定刻石，加人文痕跡于自然景物之上，成為后人追賞的知名景觀。《禮記》載：“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世者也。”《文心雕龍·銘箴》曰：“昔帝軒刻輿幾以弼違，大禹勒筍虡而招諫。”柳宗元在元結之后寓居永州，以“永州八記”膾炙人口，但銘、頌在文體上較之游記古老得多，以銘、頌而非游記作為主要創作文體，表明元結的復古傾向比一般古文家深邃。

 

　　元結的銘文高逸，有上古遺味。其銘文皆有序，明何鏜《名山勝概記》載袁宏道語云：“次山諸銘，幽奇孤冷，足發山水之性，每首前用小敘記，尤佳。”此書省略銘文，專收銘序，合編為一組，題為“次山銘序”，又另編出一組元結“湖南雜記”，篇幅洗練，可作山水游記讀。此則純為明代文學家“小品文”眼光，未能窮盡元結的心志。

 

　　永泰二年（766），元結在道州任上，游陽華巖，作《陽華巖銘》，開創隱逸主題，銘曰：“九疑萬峰，不如陽華。陽華巉巉，其下可家。洞開為巖，巖當陽端。巖高氣清，洞深泉寒……”仿曹魏《三體石經》體例，請江華縣令瞿令問書寫刻石，每字先大篆、次小篆、再隸書，各書三遍，在書體選擇上亦頗有追古之深意，石刻今存。

 

　　仍是永泰二年，元結水路途經零陵，發現了朝陽巖，作《朝陽巖銘》，開創寓賢主題，銘曰：“於戲朝陽，怪異難狀。蒼蒼半山，如在水上。朝陽水石，可謂幽奇……”篆刻于石，并作《朝陽巖下歌》一首。歌行體較之唐代盛行的律詩而言，亦是復古的表現。

 

　　大歷六年（771），元結將傳唱千古的杰構《大唐中興頌》刻于浯溪崖壁，開創中興主題。《大唐中興頌》乃元結嵌顏真卿書于崖壁，其刻高3.2米，寬3.3米，文如星斗，字走龍蛇，望江而立，氣勢恢宏，堪為神品。自宋以下，《大唐中興頌》被專稱為“摩崖碑”。近人陳衍《石遺室論文》以之對比韓柳諸家古文：“次山《大唐中興頌序》最工，蓋學《左氏傳》而神似者。”又黃侃《文心雕龍札記》云：“秦刻石文多三句用韻，其后唐元結《大唐中興頌》而三句輒易，清音淵淵，如出金石。說者以為創體，而不知遠效秦文也。”可見元結為文之宗旨趣向。

 

　　元結勒于崖石的作品無一例外都具有較高的文學藝術審美價值，置之于浩瀚的文學史長河之中，亦有其獨到之處。宋歐陽修《集古錄》評價：“次山當開元天寶時獨作古文，其筆力雄健，意氣超拔，不減韓之徒也。”則知元結之古文自成一格，超拔于韓柳之前。因此可以說，對摩崖文學的研究，若不論元結之開創，則不見淵源；反之，對元結的研究，若不論摩崖文學，則不得深入。

 

　　《光明日報》（2018年11月19日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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