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明文選》為何不錄《蘭亭序》

　　作者：宋戰利（河南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

 

　　《文選》又稱《昭明文選》，由南朝梁武帝太子蕭統組織文人共同編撰，是我國現存最早的文學總集。它是中國文學獨立和勃興的標志之一，并由此造就了一門極富民族特色的學問——“文選學”。它自唐初正式被宮廷承認，其后影響日漸擴展。至宋代，更是有“《文選》爛，秀才半”之說。

 

　　唐代以后，《蘭亭序》被屢屢刻成法帖，文本又一次次入選不同選本。唐房玄齡撰修《晉書》時，太宗李世民親為王羲之作傳，推崇備至，“詳察古今，研精篆素，盡善盡美，其惟王逸少乎！”

 

　　《昭明文選》為何不錄《蘭亭序》

 

　　蘭亭修禊圖（局部）錢榖\繪

 

　　“文選學”日趨成為顯學，《蘭亭序》慢慢成為經典。宋代有人探究《文選》不錄《蘭亭序》的原因是王羲之遣詞造句有誤，認為“氣清”不能描繪暮春之景，且“絲竹管弦”有重復之嫌。當朝人王懋對此予以反駁，并舉出蔡邕《終南山賦》、潘岳《閑居賦》為例。如張衡《歸田賦》：“于是仲春令月，時和氣清。”用“氣清”寫春景，并非王羲之所臆造，乃有所本。“絲竹管弦”見于《漢書》，也非王羲之獨創。清人李文田否認《蘭亭序》文本的真實性。上世紀70年代，郭沫若先生在此基礎上，運用新發現的碑刻，詳細論證《蘭亭序》文、書俱假，乃唐代人仿作。既然文本不真，且出現時間晚于《文選》，如何能錄？王瑤先生以為《蘭亭序》主調為道家思想，故不為篤信佛法的昭明太子所貴，因此落選。陳中凡等先生提出的原因是：“《蘭亭序》的文體是純粹的散文，不是當時流行的駢麗體。”但這些觀點遭到駁難。日本學者清水凱夫提出“王羲之《蘭亭序》在創作的當初并未得到高度評價，在編纂《文選》的當時也世評不高。”此種說法逐漸觸及問題的本質，但未有詳論。

 

　　《文選》既然是文學總集，作品是否入選，還是需要回歸文本自身，用文學的標準去衡量。究其原因，《蘭亭序》落選大致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文選》是選本，主要選錄各種文體的重要作品。面對浩如煙海的古代典籍，蕭統在《文選序》中談到選擇之難：“自非略其蕪穢，集其清英，蓋欲兼功，太半難矣。”《文選》收錄序共9篇，其中有石崇的《思歸引序》。石崇雖是一擲千金的官僚富豪，但其文學成就還是得到后人認可的。鐘嶸《詩品》將其列為中品，與陸云、陶淵明并列，并說“季倫、顏遠，并有英篇。”季倫，石崇字。王羲之組織的蘭亭雅集后于石崇的金谷送別57年，且《蘭亭序》是模仿石崇《金谷詩序》而為。《世說新語·企羨》載：“王右軍得人以《蘭亭集序》方《金谷詩序》，又以己敵石崇，甚有欣色。”對比二序，思想和詞句確有雷同。既然是仿作，文學價值大打折扣，故不錄亦屬正常。若以文學價值而論，《金谷詩序》應比《蘭亭序》更合適，但若選錄石崇兩篇，似有過濫之嫌。

 

　　二、王羲之文才達不到《文選》收錄標準。唐朝以后，王羲之書名、文名日盛，我們今天評論右軍先生，容易形成定式和偏見，常常被其“書圣”的光環所左右。故蠡測王羲之的文學成就如何，唐前文獻更令人信服。就現有史料來看，時人或南北朝時期論及王羲之同時代人的文學成就，對其只字未提。劉勰《文心雕龍》和鐘嶸《詩品》作為南朝時期重要的文學批評著作，關于王羲之同樣未見片言只語。

 

　　更為重要的是《文心雕龍》成書在《文選》之前。王寧在《談李善的〈昭明文選注〉》中做過統計，《文選》選錄的作家有4/5見于《文心雕龍》。因此，黃裳先生在《文選平點》中說：“讀《文選》者，必須于《文心雕龍》所說能信受奉行，持觀此書，乃有真解。”

 

　　《宋書·謝靈運傳論》：“仲文始革孫、許之風，叔源大變太元之氣”；檀道鸞《續晉陽秋》：“詢、綽并為一時文宗”；《文心雕龍·誄碑》：“孫綽為文，志在碑誄。”鐘嶸《詩品》曰：“永嘉時，貴黃、老，稍尚虛談，于時篇什，理過其辭，淡乎寡味。爰及江左，微波尚傳，孫綽、許詢、桓、庾諸公詩，皆平典似《道德經》，建安風力盡矣。”又，“永嘉以來，清虛在俗。王武子輩詩，貴道家之言。爰洎江表，玄風尚備。真長、仲祖、桓、庾諸公猶相襲。世稱孫、許，彌善恬淡之詞。”此外，還品評了顧愷之、戴逵等人。

 

　　以上評論涉及的人物有桓溫、庾亮、王濟、劉惔、王蒙、孫綽、許詢、袁宏、殷仲文等。這些人與王羲之基本同時代，有的多有交集，甚至是好朋友。若是王羲之的文學成就稍為時人或南朝人認可，不會置若罔聞。可能是其書名太盛，遮掩了文學光芒。顏之推以為：王羲之“風流才士，蕭散名人，舉世惟知其書，翻以能自蔽也。”

 

　　三、王羲之以書法名世，而書法并非“勝事”。《蘭亭序》成名，是因唐太宗的推崇和宋人推波助瀾造成的。書法對六朝文人而言并非光宗耀祖之業。《世說新語》將能書善畫的韋誕、顧愷之列入“巧藝”類中，《顏氏家訓》將書法、繪畫、卜筮等并列為“雜藝”，這些都顯示出南北朝時期書法藝術和書法家地位不高。

 

　　顏之推教育后人，對于書法，“此藝不須過精。夫巧者勞而智者憂，常為人所役使，更覺為累；韋仲將遺戒，深有以也。”韋仲將，即曹魏書法家韋誕。《世說新語》載其軼事，“魏明帝起殿，欲安榜，使仲將登梯題之。既下，頭鬢皓然，因敕兒孫：‘勿復學書’。”劉孝標注引《四體書勢》：“乃戒子孫絕此楷法，箸之家令。”王褒因工書，頗多辛苦筆硯之役，嘗悔道：“假如吾不知書，可不至于今日耶！”；皇象以書名世，而《三國志》未有傳記，只在《吳書·趙達傳》裴松之注引文獻中提及，寥寥數字。梁武帝《答陶弘景論書書二》：書法“此直一藝之精，非吾所謂勝事。”

 

　　王羲之一生官職不大，政績不突出。其父王曠作為東晉建立的功勛之臣，平生事跡堙沒無傳。一是因為去世早；二是王羲之等兒孫輩，未能顯揚父業，做到位隆權重。

 

　　四、蕭統兄弟不認可王羲之的處世行為。業師王立群先生不僅是著名的文化學者，還是中國文選學會副會長。王先生在授課時，不止一次強調：“《文選》收錄作品概為各種文體之范本。但編選者的文學價值觀與愛惡會自然而然地表露出來。”蕭統、蕭綱、蕭繹兄弟是梁代文學繁盛的重要參與者與組織者。蕭統與蕭綱同父同母，情義甚篤。蕭統與蕭繹不同母，但是兄弟友于甚密。蕭繹在《金樓子》中評論王述與王羲之結怨之事時，抨擊右軍：“王懷祖之在會稽居喪，每聞角聲即灑掃，為逸少之吊也。如此累年，逸少不至。及為揚州，稱逸少罪。逸少于墓所自誓，不復仕焉。余以為懷祖為得，逸少為失也。懷祖地不賤乎逸少，頗有儒術，逸少直虛勝耳。才既不足以高物，而長其狠傲，隱不違親，貞不絕俗，生不能養，死方肥遁。能書，何足道也？若然，魏勰之善畫，綏明之善棋，皆可凌物者也。懷祖稱怨，宜哉！主父偃之心，蘇季子之帛，自于懷祖見之。”

 

　　蕭繹認為，一是王羲之有錯在先。古人事死如事生，王羲之書帖多有吊喪慰死之語，其“先墓”被毀，悲痛不已。而其卻在王述居喪期間，大為不敬。《世說新語》載：“王右軍素輕藍田。藍田晚節論譽轉重，右軍尤不平。藍田于會稽丁艱，停山陰治喪。右軍代為郡，屢言出吊，連日不果。后詣門自通，主人既哭，不前而去，以陵辱之”。王羲之父子清貴傲物的品格一脈相承。郗愔乃王獻之舅父，其子郗嘉賓有盛名，獲寵于桓溫，此時王獻之“兄弟見郗公，躡履問訊，甚修外生禮”；“及嘉賓死，皆箸高屐，儀容輕慢。命堂，皆云‘有事，不暇坐。’既去，郗公慨然曰：‘使嘉賓不死，鼠輩敢爾’。”獻之兄弟在母舅之家的傲慢無禮，多少折射出右軍性格和“家風”。二是王羲之官秩沒有王述高，為人職下當恭謹為上，卻意氣用事，憤而辭官；三是王述頗有儒術，而右軍傾心道教；四是右軍半隱半仕，以退求進，沽名釣譽而已；五是右軍只是“能書”而已，其文學成就在時人和《文選》編輯者看來不足論也。不能絕對地說蕭統也是如此看待王羲之，但在儒家道統承續上，蕭統兄弟應是一致的。蕭統答蕭綱書中說：“見孝友忠貞之跡，睹治亂驕奢之事，足以自慰，足以自言。人師益友，森然在目。”

 

　　今天考論《蘭亭序》入不入《文選》的問題，并不是否定《蘭亭序》的文學影響和書法美學價值，而是說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審美趣味，古人以為美的東西，未必符合今人的審美需求。我們今天認為美的東西，也未必是后人審美的準則，因為世殊事異，環境在變，社會在變，生活不同，審美會存在差異性。創新常常會與落寞孤獨為伴，但沒有創新，社會就如死水一潭，失去前行的力量。只有不斷地積聚起創新的力量，才能鼓蕩起奮勇向前的風帆。

 

　　《蘭亭序》流傳千載，是中國書法史和文化史上光彩奪目的篇章。讀古人書，與古人交。必須真正地跨越現實語境，去傾心體味晉人風范，去聆聽遠古的絲竹之音，才能更好地理解作品意旨，才能更好地用書法浸潤心靈。唯有如此，文化的傳承才有力量，文脈的延續更加悠長。經典的流傳需要不斷地被強化，不斷地被傳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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