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家書中的時局

　　在中國近現代史上，有三位名人寫的家書最為著名，一是曾國藩，一是傅雷，中間一個是梁啟超。我手頭這本不到三百頁的《梁啟超家書》，除了兩封致李蕙仙的信，其余都是梁啟超寫給時在海外的五個兒女的。在這些家書中，梁啟超向孩子通報各種家庭事務，教育他們如何做人、怎樣治學和做事，有時也順便聊聊國內的時局。

　　1924年10月，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推翻直系軍閥政府，皖系軍閥段祺瑞得以粉墨登場，做了臨時政府執政。段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1925年2月1日在北京召開所謂善后會議，力圖對抗孫中山倡導的國民會議。1925年5月9日在給兒女的信中，梁啟超詳細敘述了善后會議之后段祺瑞對自己的“公關”：“會議的結果，發生所謂憲法起草會者，他們要我做會長。由林叔叔來游說我，我已經謝絕，以為無事了。不料過了幾天，合肥（指段祺瑞）派姚震，帶了一封親筆信來，情詞懇切萬分。那姚震哀求了三個鐘頭，還執著說：‘一次求不著，就跑兩次、三次、五次天津，口口要答應才罷。’吾實在被他磨不過，為情感所動，幾乎松口答應了。結果只得說容我考慮，一禮拜回話。我立刻寫信京、滬兩處幾位摯友商量，覺得不答應便和絕交一樣，意欲稍為遷就。到第二天平旦之氣一想，覺得自己糊涂了，決定無論如何非拒絕不可。果然隔一天京中的季常、宰平、崧生、印昆、博生，天津的丁在君，一齊反對，責備我主意游移，跟著上海的百里、君勱、東蓀，來電來函，也是一樣看法，大家還大怪宗孟（此處的‘宗孟’和上處的‘林叔叔’都指林長民），說他不應該因為自己沒辦法，出這些鬼主意，來拖我下水。”從梁啟超這段話可以看出，他的朋友既有傾向于皖系軍閥的，也有站在其他軍閥和當時的國民黨一邊的。前者希望他接受段祺瑞的邀請，做所謂的“憲法起草會”會長；后者要求他保持政治中立，堅決反對他與北洋軍閥拉拉扯扯。

　　軍閥之間沒有義戰，謀客、文人各為其主，個別的還搖擺不定。

　　內戰讓民眾陷入水深火熱之中，大量的人失業，出門在外毫無安全感。1927年1月2日，梁啟超致信幾個孩子：“時局變化極可憂，北軍閥末日已到，不成問題了。北京政府的命運誰也不敢作半年的保險……現在漢口、九江大大小小鋪子十有九不能開張，車夫要和主人同桌吃飯，結果鬧到中產階級不能自存……而正當的工人也全部失業。放火容易救火難，黨人們正不知何以善其后也。”3月9日，梁啟超在信里這樣寫：“北京因連年兵災，災民在城圈里驟增十幾萬，一旦兵事有變動（看著變動很快，看不能保半年），沒有人維持秩序，恐怕京城里絕對不能住，天津租界也不見安穩得多少，因為洋鬼子的紙老虎已經戳穿，哪里還能借租界做避世桃源呢？”6月23日，梁啟超告訴思順：“北京一萬多災官，連著家眷不下十萬人，飯碗一齊打破，神號鬼哭，慘不忍聞。”

　　軍閥忙于打仗，外交自然顧不上了，連駐外領事都拿不到工資。對此，政府是如何處理的呢？梁啟超在1927年2月15日的一封信里這樣說：“少川（顧維均）另說出一種無聊的救濟辦法，謂現在各使館有向外國銀行要求借墊而外交部予以擔保承認者，其借墊款為薪俸與公費之各半數，手續則各使館自行與銀行辦妥交涉，致電（或函）外交部承諾。”

　　當然，梁啟超家書中的時局是與家事緊緊聯系在一起的，從無泛泛之論。談袁世凱對自己的暗殺，目的是要告訴家人他業已脫險，請家人放心。講自己差點參與所謂“憲法起草會”，是告訴孩子們他近段所經歷的事。至于提到軍閥混戰，則是和孩子的生計有關，思順的丈夫周希哲是外交官，因為經常拿不到工資，他們夫婦有回國另找工作的想法，梁啟超卻建議他們暫時留在國外，過一兩年再作打算。正因為如此，他筆下的時局才那么客觀、真實，他的憂慮才那么深切、感人。

　　亂離人不如太平犬，這是前人說過的，梁啟超以自己憂巨痛深的文字，對此作了最好的印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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