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復興的陰暗面》:被掩蓋的殖民血腥史

　　《文藝復興的陰暗面識字教育地域性與殖民化》

　　[阿根廷-美國]瓦爾特·米尼奧羅著魏然譯

　　■鄭渝川

　　文藝復興緊接著就迎來了大航海時代，歐洲“發現”了美洲。這其實是一個歷史上并不罕見的征服過程，殖民者屠戮了原住民，并將歐洲大陸的底層階層及非洲的奴隸販賣到新大陸。但隨后掀起的殖民合理化進程，卻讓人們忘記了這樣一段充斥著血腥的陰暗歷史。

　　有別于過去的征服者，歐洲殖民者在美洲建立了一整套對人群劃分和排序的制度，重新書寫了美洲、美洲原住民、歐洲征服美洲的歷史。這套新制度的內核，在后來被稱為殖民主義和種族主義，即賦予征服、殖民以正當性，將美洲原住民、黑人奴隸貶低為需要接受更高等級人種教化和統治，才能符合文明社會標準的低劣人口。毫無疑問，在種族主義者的書寫下，美洲在成為新大陸之前的歷史，當然不能成為文明史。

　　文化人類學、歷史學權威，阿根廷符號學者，美國杜克大學文學系、文化人類學系和羅曼語言文字系跨系教授及講席教授瓦爾特·米尼奧羅所著《文藝復興的陰暗面：識字教育、地域性與殖民化》，聚焦于早期殖民階段和文藝復興隱藏著的晦暗歷史，即殖民者是如何通過對歐洲（拉丁）、西班牙文化的神圣化，及對美洲本土文化的貶低甚至妖魔化，來實現征服、殖民合理化的。

　　美洲是被占領并經改造的大洲，語言、記憶和空間均被殖民化。《文藝復興的陰暗面》首先探索了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書寫哲學，即西班牙等歐洲殖民國家對歐洲語言、文化和社會習俗的創造，并因此形成一個大大有別于美洲本土傳統的語言和習俗體系。第二部分著力論述美洲記憶的殖民化，第三部分考察了美洲空間的殖民化。

　　十五世紀末，歐洲各國興起了推崇字母和本國語為基礎的語言哲學的潮流。卡斯蒂利亞語（西班牙語）的一些學者開始著眼于對語言語法等進行整理，這對于鞏固西班牙帝國本土和美洲殖民地的統治，具有不可低估的重要意義。

　　羅馬帝國覆亡后，古希臘和古羅馬文化遺產在歐洲其實已經散失，由中世紀的伊斯蘭世界的學者保存并進行了整理。某種意義上，古希臘和古羅馬至近代歐洲的文化聯系，只能理解為不可信的神話。但無論在近代早期的英國，還是西班牙這樣的國家，通過生造歷史來夸大本國文化的歷史淵源，顯得很具吸引力。并且，夸大、篡改歷史，還有助于夸大拉丁字母的文化作用。在整個近代，凡是拉丁文字和文化傳統覆蓋的地區，就被描述為文明開化之地，相反則是蠻荒禽獸之所。非但如此，學者還論證出一個結論，落后的地區、族群，需要被文明世界、拉丁字母的國家入侵，才能因此找到進入文明世界的窗口。

　　1492年，卡斯蒂利亞語語法的整理者內甫里哈將其作品獻給伊莎貝爾女王，后者由此充分理解前者的意圖，一門統一起來的語言，最大力量就在于，“通過其語法，將這門語言教授給野蠻人，并通過編寫對方語言的語法，進而控制野蠻人”。在印刷術帶來的印刷革命的推動下，面向平民推行識字教育成為可能，這也有助于殖民國家達成對本土和殖民地的教化。識字教育、書寫本身，成了馴化工具。

　　殖民者在殖民地推行本國語言和習俗，并加速取代美洲原住民所掌握的語言。請注意，此前，征服國家整合占領區社會和文化傳統非常困難，占領區的本土傳統往往使得征服整合變得難上加難。但因為卡斯蒂利亞語為代表的歐洲拉丁語言，以書寫系統與符號的總和，快速侵入當時的美洲大陸，加速了美洲原住民族群的書寫文化的衰落，殖民者終于如愿以償地實現了目標。

　　塑造歷史，會讓識字教育變得更具成效。瓦爾特·米尼奧羅稱之為“記憶的殖民化”。西班牙殖民者推行的卡斯蒂利亞語書寫能力，重新改寫了美洲歷史，改寫了原住民歷史和文化——縱然隨著時間推移，殖民屠戮的罪行很難被完全掩蓋，但原住民的社會形態、歷史、文化卻被另行處理，這顯然有助于重建殖民統治的民族、族群認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美洲原住民、美洲大陸歷史，很多情況下由西班牙等歐洲國家的學者、傳教士，通過“異域見聞”等文體寫就而重新建構。這樣的處理，讓美洲古代歷史上的文明進程，被貶低為不具文明意義的低水平重復進行的過程，借助于此，經殖民統治而建立的殖民統治空間，也具有了合理性。

　　三次獲得魯迅文學獎，一次茅盾文學獎，多次其他大獎，這在國內名作家中再無他人。談及如何看待寫作和獲獎的關系時，遲子建表示，自己的寫作并不是為了獲獎。她說：“對獲獎的態度，我多次被記者問及，也多次做了回答。如果用一句話來表述，就是：無論什么獎項，都沒有寫作本身更迷人。”

　　從《偽滿洲國》到《額爾古納河右岸》及《白雪烏鴉》這些膾炙人口的長篇，再到《雪窗簾》，有評論認為：遲子建是將“日常性美感”奉為創作觀的作家。對此，她表示，“《額爾古納河右岸》，寫起來相對更順暢，我的性格和氣質可能更喜歡青山綠水，喜歡在山水之間徜徉，喜歡我筆下人物的那種超然、豁達，浪漫和堅強。當然，《額爾古納河右岸》也有它的蒼涼，但那是在大自然當中的蒼涼，是美的蒼涼。而寫《白雪烏鴉》對我來說，難度非常大。因為它們完全是兩種文本，兩種氣息。一個在莽莽林海間，可以看見碧水青山；一個在蒼涼的冬季，被瘟疫籠罩。我知道進入這種氛圍，極其艱難。但作家就是要在‘絕境’中，挖掘人性的光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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