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灝：習仲勛曾第一個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提出給廣東“放權”

        采訪對象：李灝

        采訪組人員：陳憲宇（統籌）嚴宏偉邱然陳思

        采訪日期：2014年4月17日下午

        采訪地點：深圳市老干部活動中心4樓會議室

        人物簡介：李灝，1926年12月出生，廣東電白人。抗戰勝利后，考入中山大學讀書，1947年參加地下學聯，1949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53年前后，任國家計委經委組長、處長。國務院工交小組辦公室副主任、國家建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國家進出口管理委員會專職委員，對外經濟貿易部政策研究室主任，國家經委秘書長。1983年后，任國務院副秘書長、國務院機關黨組副書記。1985年8月，任廣東省副省長、深圳市市長。1986年5月，任深圳市委書記兼深圳市市長。1993年，任第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習仲勛同志在這次中央工作會議上的發言，給了中央深刻的啟示，所有人都意識到——給廣東放權，讓廣東先行一步，成為率先開放搞活的先頭部隊，這就是我們的突破口。習仲勛同志的發言對廣東沖出一條路，先行一步，起了重大的作用。——李灝

        采訪者：李灝書記，您好！現在我黨正在開展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為了配合這次活動卓有成效的開展，我們中央黨校出版社策劃《習仲勛與群眾路線》這樣一本書，采取一對一實地采訪的方式，主要是采訪像您這樣在工作上與習仲勛同志長期共事的老同志，從你們的觀察和記憶中“以面帶點”，落腳點就是習仲勛同志的群眾路線觀點和群眾路線的工作方式。

        李灝(以下簡稱李)：你們這個選題非常好。群眾路線是我們黨的一個根本工作路線，是三大優良作風之一。大家一講起群眾路線，很容易就聯想到關心群眾，向群眾訪貧問苦，再進一步講就是傾聽群眾的意見，為群眾辦事……其實，對群眾路線的理解，并不僅僅局限于此。群眾路線的根本宗旨是，一切都是為了群眾，一切相信群眾，要實現我們的目標，也是要靠群眾。如果你作為一個領導，不關心群眾，不依靠群眾，你肯定是失敗的，你做的事情也是沒有意義的，也不符合我們黨的宗旨。因為我們的目標不是為了個人利益，而是為了群眾的利益。

        習仲勛同志是我黨一名功勛卓著、才華橫溢又帶有傳奇色彩的領袖人物，受到人們廣泛關注和敬仰。我是1953年從廣東調到國家計委工作，雖同屬國務院系統，但仍然沒有機會與仲勛同志有過直接接觸。直到1962年，我隨領導去北戴河參加中央工作會議。開始階段，都是談國民經濟恢復和發展問題，會議進行比較順利。但到中后期，突然傳來消息，說有人批評各地不抓階級斗爭，這次會議也要議這個問題了。特別是會議快結束時，又冒出一個關于《劉志丹》那本小說的問題，把習仲勛同志也牽涉進去，讓人更加意外，議論紛紛。我就問我的領導，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說他也不清楚，也十分意外，他還說，劉志丹和習仲勛都是陜甘寧革命根據地創始人，是戰友，毛主席對習一直很器重，后來調國務院任秘書長、副總理，也是毛主席的意見。習在國務院工作，成為周總理的得力助手，即使有點什么事，周總理也會關照。此次北戴河會議后，在北京又開了中央全會，據領導對我講，這次會議康生拋出“利用一本小說反黨是一大發明”的謬論，實則是康生一伙上綱上線要整人。

        習仲勛同志就從那時開始經受了16年的磨難，他被拉回陜西批斗、關押，后來又被下放到洛陽。那些年，全國受到迫害的領導干部很多，有些人就熬不過來。習仲勛同志甚至有6年左右的時間，家屬都沒有和他見過面。但是他一直努力保持好的心態，休息、積蓄力量、鍛煉身體。一直熬到了1978年，他在幾位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幫助下，終于重新獲得了繼續為黨和人民貢獻自己力量的機會。

        1978年4月，習仲勛同志到廣東工作的時候，面對的是社會動蕩、民生凋敝的局面。廣東很多老百姓沒有菜吃，沒有肉吃，缺衣少穿，物資供應嚴重不足，逃港問題也很嚴重。當時習仲勛同志自己的歷史問題還沒有徹底解決，中央還沒有正式給他平反，但他完全不顧這些個人的問題，扎實地投入到非常艱難、煩瑣辛勞的工作當中。下基層，到工廠，到田間地頭，和基層干部開座談會，平反冤假錯案，反偷渡外逃，發展貿易，開放邊境，搞活經濟，向中央要權，籌劃建立特區……在兩年多的時間里，習仲勛同志以超乎尋常的拼搏精神和強大的意志力，為廣東在時代轉折時期的發展做出了異乎尋常的貢獻。他在做任何工作、處理任何問題的時候，都是從群眾的利益出發的；他在做任何決策的時候，都是以扎實的基層調研為基礎的。這種工作方式，絕不僅僅是一個能否秉持群眾路線觀點的問題，而是需要真抓實干，真槍實彈地去付出巨大的工作量才能夠支撐起來的。所以，今天我回憶起習仲勛同志在廣東，以及他后來回到中央的工作歷程，心中充滿深深的感動和敬佩。

        采訪者：您和習仲勛同志第一次接觸是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后，能否回憶一下這段歷史？

        李：我和習仲勛同志最早接觸是在1979年，那時他已經擔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當時，廣東的管理體制，與其他省市沒有什么區別，還是延續舊有的一套，對外是閉關鎖國，對內是權力高度集中，地方上想發展經濟非常困難，很多通過正常手續就可以開展的工作，卻需要一個關卡一個關卡地過，在重重阻礙下，很多該做的事情就不了了之。習仲勛同志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提出了很多行之有效的建議，給廣東要權，爭取廣東“先行一步”的有利條件。

        廣東在改革開放中“先行一步”，并在后來不同的歷史時期取得了階段性的成就，這是包括習仲勛同志在內的一批有著遠見卓識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共同推動、共同開拓的結果。

        但是，我們今天回顧歷史，可以客觀地說，如果習仲勛同志沒有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結合自己深入基層、貼近群眾調研的成果反映廣東的實際情況；如果他沒有那么敢講實話，敢于尖銳地、鮮明地提出給廣東放權，廣東就可能還會徘徊不前。

        “文化大革命”結束后，由于農業、工業以及國民經濟的各個方面都面臨著全面崩潰的危險，各個方面的干部群眾都意識到指令性計劃管理體制的低效率和嚴重僵化。大家更是深切地感到高度集中的體制非改不可了，但具體怎么改，誰也沒有明晰的方向。1977—1978年，中央派出了一系列出國考察團，掀起了一股“走出國門，借鑒先進國家經驗，開闊眼界，打破僵化思想”的潮流。當時，谷牧同志率團出訪西歐五國，回國后起草了對西歐五國的考察報告，中央政治局開會專門聽取了谷牧同志的匯報，在討論中普遍贊同，為了改變落后現狀，必須打開國門，大膽引進外資和先進技術，與此同時，對現行的管理體制也要進行某些改革，對地方和基層適當放權，呼聲很高。

        所以，“給地方放權”這個觀點并不是中央工作會議才有的，也不是習仲勛同志首先意識到的，但他是第一個敢于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提出這個觀點的人。這個提議客觀上影響推進了中央的決策，從而深切地改變了廣東的歷史，也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中國的歷史。習仲勛同志在這次中央工作會議上的發言，給了中央深刻的啟示，所有人都意識到——給廣東放權，讓廣東先行一步，成為率先開放搞活的先頭部隊，這就是我們的突破口。習仲勛同志的發言對廣東沖出一條路，先行一步，起了重大的作用。他大力推動了當時還停留在理論探討階段的擴大地方自主權的共識，使廣東先行一步成為現實。這是習仲勛同志為廣東，乃至為全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所做出的歷史性貢獻。

        那么，習仲勛同志為什么能夠第一個旗幟鮮明地提出這樣的觀點？為什么他能成為第一個直接影響中央決策的人？最直接的因素就是他深入基層調研的工作方式。他深切地了解各種問題的癥結，實實在在地理解群眾的疾苦，知道群眾的訴求和愿望，明白我們的體制需要做出怎樣的變革，所以他才能更迫切地希望當時只停留在理論上的觀點變成現實，才能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大聲疾呼。可以說，習仲勛同志發出的呼聲，實際上就是人民的呼聲，是他通過大量的、扎實有效的群眾工作得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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