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必武留在重慶的歷史細節

 

1958年11月，董必武重返重慶，在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二樓賦詩題詞

 

1938年10月至1946年5月，董必武的人生歷程都與重慶緊密聯系在一起。在此期間，他作為中共中央南方局的主要領導人之一，協助周恩來領導黨在國統區和部分淪陷區的工作。在這一歷史進程中，董必武始終高舉抗日、民主兩大旗幟，創造性地貫徹執行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團結和領導社會各階層民眾同國民黨頑固勢力進行不屈不撓的斗爭，為維系國共合作，鞏固和發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推動抗戰時期民主運動的發展，提高中共在全國的威望及世界的影響，作出了極其重要的貢獻。

 

今年3月5日是董必武誕辰130周年，本刊特刊發一組文稿，以紀念這位偉人，表達我們無限的追思和敬仰。

 

全面抗戰爆發后，重慶名副其實地成為大后方的政治、軍事中心，成為中國的戰時首都。為適應這一形勢的變化和斗爭的需要，黨的六屆六中全會決定撤銷中共中央長江局，在重慶成立中共中央南方局（以下簡稱“南方局”），代表黨中央加強國統區和部分淪陷區黨的各項工作。1939年1月，南方局在重慶正式成立，董必武任常務委員兼統戰委員會主任。

 

實際上，在南方局正式成立之前的1938年10月，鑒于武漢即將失守的嚴重局面，董必武率領八路軍辦事處和新華日報社先遣人員前往重慶，籌建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并為《新華日報》建立新的分館。由此，他開始了在重慶近8年的戰斗生涯。

 

結廬在“虎穴”，為推動全面抗戰鼓與呼

 

董必武抵達重慶不久，廣州、武漢相繼失陷，大半個中國落入日寇之手，中華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嚴重關頭。面對國民黨正面戰場的一再潰敗，國民黨統治集團內部以汪精衛為首的親日派活動猖獗，社會上也存在著抗戰“必敗論”“亡國論”的悲觀論調。針對這種情況，董必武在各種場合大力宣傳黨全面抗戰、全民抗戰、持久抗戰的正確主張，為推動抗戰鼓與呼。

 

1938年10月8日，《新華日報》在重慶分館舉行茶會，董必武在會上發表了題為《目前抗戰形勢和本報》的講話。在分析抗戰形勢時，他詳細地闡述了敵我雙方的情況和特點，并指出：“敵人的這種弱點和我們的這種優點，乃是持久戰可以戰勝敵人的條件。掌握住敵人的弱點，發揮自己的優點，一定可以使抗戰持久下去，一定可以把日本強盜趕出中國，獲得最后勝利。”關于《新華日報》，他強調，作為中共在國統區唯一公開發行機關報，《新華日報》不僅要反映黨的政策主張，還要反映一切有利于抗戰的意見和主張，要“時時刻刻把握住《新華日報》的工作是抗戰工作的一部分，時時刻刻要以越戰越強的精神開展《新華日報》的工作”。他一番慷慨激昂的演講，深深地感染了在場的聽眾。

 

不僅如此，董必武還先后發表了《怎樣動員群眾積極參戰》《我國抗戰兩年來的民眾運動》《“八一三”的教訓》等文章，反復闡釋中共全面抗戰、全面發動群眾積極參戰的主張，批判國民黨政府片面抗戰的路線，指出它的嚴重弱點在于始終限制于軍隊的單純抗戰，而不動員全國人民實行全面抗戰。同時，董必武充分利用自己任中共參政員這一合法身份，在國民參政會上與國民黨頑固勢力進行針鋒相對的斗爭。

 

1938年10月，國民參政會一屆二次會議在重慶召開董必武在《新華日報》發表《國民參政會第二次大會的展望》。在文中，董必武再次強調“持久抗戰，全面抗戰，爭取主動地位，爭取抗戰最后的勝利，以達建國的成功，這是我國抗戰以來久經確定不移的國策。參政會遵照這一國策，議決政府對內對外的施政方針，實是第二次大會的重要任務”。“現在抗戰遇到新的困難，我們全國人民只有更加團結，團結得像鋼鐵一般，才是克服新困難的前提條件。參政會第二次大會反映出來的，一定是這樣的團結”。會議通過了《擁護蔣委員長爭取最后勝利案》《擁護蔣委員長持久抗戰宣言案》等決議案，其中兩項是中共參政員提出的。董必武等人在《擁護蔣委員長和國民政府，加強民族團結，堅持持久戰，爭取最后勝利案》中，明確提出：“在抗戰嚴重困難的關頭，我國一切抗戰的各黨派各階層，更加精誠團結，為民族生存和國家獨立而親密友愛地共同奮斗。凡妨礙和危害抗戰各黨派的言論和行動，應受到全民族的譴責和糾正。”“堅持持久抗戰爭取國家民族最后勝利，為我國政府反對日寇侵略的既定方針。全國軍民，應本此方針，繼續努力，以求貫徹驅逐日寇出境的最后勝利，一日不達，則對日抗戰之行動，絕不中止。”

 

1939年2月，在國民參政會一屆第三次大會上，董必武等又提出《加強民權主義的實施，發揚民氣以利抗戰案》。提案的核心是要求國民黨政府對各黨派給予法律上的保證，對民眾給予民主自由，使他們都能夠很好地參與到政治當中，以利抗戰。這個代表了廣大人民意愿的提案立即得到眾多參政員的響應，但遭到國民黨的激烈反對，企圖強行刪去核心內容。對此，董必武據理力爭，毫不退讓。后經黃炎培居中調停，得以修改通過，但已面目全非。為表示抗議，董必武兩次憤而退席，使在場的國民黨頑固派分子狼狽不堪。

 

通過董必武等人一次次不遺余力地為團結抗戰奔走、吶喊，使中共提出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在國統區得到了更加廣泛的支持和擁護，增強了國統區各黨派、民主人士、廣大群眾抗戰必勝的信心和勇氣。

 

堅決抗擊反共逆流，全力維系國共合作抗戰大局

 

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后，日本加緊了對國民政府的政治誘降活動。在這種形勢下，國民黨統治集團內部的投降、分裂、倒退活動日益嚴重。

 

1938年12月，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由重慶出逃，公開叛國降日。以蔣介石為代表的親英美派雖然還在繼續抗日，但表現出極大的動搖性，推行消極抗戰、積極反共的政策。1939年1月，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雖然聲稱要“堅持抗戰到底”，卻把對付共產黨問題作為重要議題，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的方針。會后，國民黨成立反共的“特別委員會”，陸續制定和秘密頒發了《限制異黨活動辦法》《異黨問題處理辦法》《處理異黨實施方案》《淪陷區防范共產黨活動辦法草案》等一系列反共措施和辦法。在此背景下，國民黨在各地大搞反共摩擦事件，先后掀起了3次反共高潮。

 

1939年4月到1940年春，國民黨軍隊先后在山東博山、河北深縣、湖南平江、河南確山等地制造襲擊和殺害共產黨領導的抗日軍民或后方工作人員的嚴重事件，掀起了抗戰時期的第一次反共高潮。特別是6月12日，蔣介石密令國民黨第27集團軍楊森部，包圍襲擊設在湖南平江嘉義的新四軍嘉義留守通訊處，槍殺了中共江西省委副書記、新四軍上校參議、新四軍嘉義留守通訊處負責人涂正坤和通訊處軍需員吳賀泉，并將湘鄂贛特委組織部長、八路軍少校副官羅梓銘，新四軍司令部少校秘書曾金聲等活埋，制造了平江慘案。

 

平江慘案發生后，董必武與何凱豐、葉劍英立即電告黨中央，提出針對平江慘案的3條措施：刊登追悼啟事；給塔斯社發公開文告；在《群眾》雜志上發表文章，揭露國民黨頑固派破壞團結抗戰的反動行徑。董必武還親自向社會各界介紹平江慘案的經過，并先后撰寫、發表了《獻給新四軍平江嘉義留守通訊處遇害之涂羅等十烈士》《追悼新四軍平江嘉義留守通訊處遇害烈士啟事》和《挽嘉義新四軍通訊處涂羅十烈士遇害》等詩文。8月13日，在紅巖村舉行的平江慘案被害烈士追悼大會上，董必武代表中共中央致詞，沉痛哀悼被害烈士，強烈抗議國民黨的反動罪行，要求國民黨嚴懲頑兇，加強統一戰線，挽救團結危機，堅持抗戰。這一系列行動，有力地揭穿了國民黨頑固派反共的陰謀，得到了廣大群眾和中間力量的同情。

 

1941年1月4日，新四軍軍部及在皖南的部隊9000余人按商定的路線北移，突遭國民黨軍隊的包圍和襲擊，制造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17日晚，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通過中央通訊社發布通令，反誣新四軍“叛變”，悍然撤銷新四軍番號，聲稱要把葉挺軍長交付軍事法庭審判。至此，國民黨發動的第二次反共高潮達到了頂點。

 

皖南事變后，中共中央同國民黨頑固派展開了針鋒相對的斗爭。1月20日，中共中央宣布重建新四軍軍部，任命陳毅為代軍長，劉少奇為政治委員，提出了解決皖南事變的12條辦法。25日，又電示南方局，提出在政治上取攻勢、軍事上取守勢的斗爭方針，堅決擊退國民黨頑固派的第二次反共高潮。

 

根據中共中央指示精神，1月18日，周恩來代表中共，沖破國民黨的層層新聞檢查，在《新華日報》發表了“為江南死難者致哀”和“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題詞。董必武在西安得知新四軍在皖南被包圍、襲擊的消息后，立即按照中央要求返回重慶，繼續協助周恩來領導南方局和重慶辦事處的工作。

 

回到重慶，董必武就投入到緊張的斗爭中。1月18日，董必武應邀到黃炎培寓所共進午餐，就皖南事變的真相和中共中央采取的對策，向黃炎培做了詳盡解釋，深得對方的同情和理解。19日，由南方局軍事組起草、周恩來審定的《新四軍皖南部隊慘被圍殲真相》在重慶秘密散發。24日，董必武與周恩來向中共中央報告皖南事變后民主黨派的動向。皖南事變發生后，他們對國民黨大為失望，痛感有加強團結的必要。26日，董必武還揮筆寫下“江南一葉是奇冤”的詩句，滿懷深情地歌頌葉挺及其領導的新四軍在抗日戰爭中的功勛，譴責國民黨背信棄義的反動行徑。

 

此后，董必武又廣泛地與各民主黨派領導人黃炎培、沈鈞儒、左舜生、梁漱溟等多次交談，共同分析局勢的發展變化，研究將要采取的對策，積極支持他們要求加強團結、聯合起來、組織起來的想法和行動。各民主黨派、民主人士紛紛發表通電，譴責國民黨倒行逆施、清除異己、破壞抗戰的罪行，一致要求國民黨停止以武力攻擊共產黨，停止內戰，使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頑固派在政治上極其被動。

 

蔣介石為制造和平團結的假象，企圖利用將于3月1日召開的第二屆國民參政會，拉中共參政員來參加，改變其被動局面。中共中央以毛澤東、董必武等7名參政員的名義致電國民參政會秘書處，提出解決皖南事變的12條辦法，要求懲辦皖南事變禍首何應欽、顧祝同、上官云相，恢復葉挺的自由和職務等。并明確表示在政府未予裁奪前，中共參政員礙難出席國民參政會。中共參政員拒不出席國民參政會的嚴正立場，贏得了民主黨派的諒解和同情，卻使國民黨處于進退兩難的尷尬境地。直到會議前的頭一天，國民黨談判聯絡代表張沖奉蔣介石之命前來敦促董必武、鄧穎超出席會議，再次被嚴正拒絕。3月2日，根據黨中央的指示，董必武、鄧穎超以中共在渝參政員名義發表公開信，提出國民黨立即停止向共產黨的軍事進攻，釋放新四軍全體被捕人員，承認中共及各民主黨派的合法地位等12條臨時解決辦法，以此作為出席第二屆國民參政會的條件。

 

最終，中共提出的條件沒有被國民黨接受，7名參政員也沒有出席參政會，但把問題全部公開化，不僅擴大了12條要求在全國范圍的政治影響，而且進一步表明中共力求恢復國共團結、堅持一致對敵的立場。在強大的輿論壓力下，蔣介石不得不暫時收斂其反共行動。

 

有理有節展開斗爭，樹立中共的政治威望

 

在中共中央的領導下，董必武與周恩來領導南方局進行了歷時半年之久的艱苦斗爭，終于擊退了國民黨頑固派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高度贊揚周恩來、董必武、鄧穎超在擊退這次反共高潮中的杰出表現和貢獻。他說：“這一次我黨周恩來、董必武、鄧穎超三位戰士，堅持黨的立場，有重大的意義，給了國民黨以巨大的打擊，會給各方面以極大的影響。”

 

1943年3月，國民黨拋出了由蔣介石署名的《中國之命運》一書，該書大肆攻擊中國共產黨和共產主義思想體系，并宣稱要在兩年內消滅共產黨和一切革命力量。5月，由于共產國際解散，國民黨的反共氣焰更加囂張，叫嚷“馬克思主義已經破產”“共產主義不適用于中國”，提出“解散共產黨”“取消陜甘寧邊區”等等。緊接著，他們調集軍隊包圍了陜甘寧邊區，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國共合作受到嚴重威脅，局勢十分緊張。當時，周恩來奉中央之命調回延安參加中共七大的籌備和整風，董必武便承擔起領導南方局工作的全部重擔。他遵照黨中央提出的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勢力的指示，開展廣泛深入的活動，先后同張治中、劉為章、黃炎培、章伯鈞等各方人士晤談，反復指出國共兩黨關系只能用政治協商辦法解決。爆發內戰，只能使日寇坐收“漁翁之利”。同時，他將黨中央“七七”宣言，朱德總司令致蔣介石、胡宗南電，以及延安新華社揭穿西安特務假造民意新聞及延安民眾大會通電等文件，秘密印發給各報館、外國使館、中間黨派、文化人士及地方實力派，廣泛爭取各方人士的同情和支持。

 

董必武還致電黨中央，建議組織力量抨擊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對國民黨頑固派展開一個強有力的宣傳攻勢。中央復電表示贊成后，董必武立即將毛澤東在延安《解放日報》上發表的《質問國民黨》一文和陳伯達按中央指示所寫的《評〈中國之命運〉》一書，秘密印成小冊子和傳單，通過各種渠道向各方散發，還譯成英文本送給各駐華使館和外國通訊社。對此，毛澤東對董必武在制止國民黨第三次反共高潮中的工作給予了高度贊揚，說：“你的工作很得力。”在這次反共陰謀破產后，國民黨又在1943年9月召開的五屆十一中全會上通過了關于中國共產黨的決議，責罵共產黨“破壞抗戰，危害國家”。在此情況下，董必武請示毛澤東、周恩來，是否可以不出席國民參政會三屆二次會議。16日，中央回電董必武，指示其出席此次會議，并指出：“會中如有反共報告、提案和決議，視情況或當場抗議，或退席會后再提書面抗議，由你依具體情況行之。”17日，國民參政會秘書長王世杰再三敦請中共參政員出席本次參政會，并保證國民黨不在參政會上反共，還假惺惺地說：“別人已經伸出手，你怎么好意思把手放在口袋里呢？”于是，董必武于9月18日如期出席了國民參政會第三屆二次會議。

 

會議進行到第四天，何應欽在做軍事報告時大放厥詞，在不過兩個小時的時間里，竟有四分之一的內容是攻擊共產黨和18集團軍的“不法行為”，如“不顧大局、擴充實力”“襲擊友軍、破壞抗戰”等。董必武聽后十分憤慨，依照議事規則，當場提出口頭詢問，對何應欽的誣蔑，據實逐條駁斥，質問何應欽既是代表軍事委員會做報告，為什么對18集團軍5年來極其艱苦地堅持敵后抗戰的功績只字不提，反誣18集團軍破壞抗戰？同時列舉大量事實說明18集團軍的功績：政府4年多沒有補發一粒子彈，3年來沒有發一文錢，而18集團軍堅持敵后戰，牽制了敵人十幾個師團的兵力，粉碎了敵人的進攻掃蕩……董必武的有力反擊，令何應欽理屈詞窮，無言以對。

 

國民黨頑固派分子王善涵、李漢鳴、王亞明等接著頻頻發難，對董必武的詢問進行無理指責。董必武當即嚴正指出：“今天到底是討論何總長的報告，還是討論我的詢問？我的詢問應由何總長答復。討論我的詢問是違反議事規則的。若不能照規則進行，我聲明退席。”在表示嚴重抗議后，董必武退出會場。董必武嚴正痛斥何應欽的反共讕言，而后又毅然退席的正義之舉，博得了社會各界人士的普遍贊譽，大大提高了中共的政治威望。有人欣然提筆寫下“為國謀團結，奔馳大后方。只憑三寸舌，勝過萬條槍”，以此表達對董必武的贊佩。

 

董必武在原則問題上毫不妥協、堅決斗爭的同時，也十分注意策略。1943年10月15日，國民參政會召開三屆二次參政會駐會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因為國共緊張局勢并未緩解，中共中央指示董必武不要出席會議，以示對該會通過的反共決議表示抗議。但是董必武先后與王世杰、邵力子晤談，特別是邵力子表示國共兩黨關系“應當用政治方法解決，而且是可以解決的”態度后，他隨即致電毛澤東：“我不出席第一次會議，在政治上作用不大，因我黨已宣布歡迎政治解決，對王、邵的私人關系，恐引起不融洽之感，特別是對邵的關系會影響以后談話的橋梁。”董必武的這一建議得到采納。15日，他出席了國民參政會常駐會第一次會議。

 

在重慶近8年的時間里，董必武以自己的合法身份、廣泛的社會影響和威望，與南方局一道同國民黨頑固派反共、投降勢力進行了英勇而又機智的斗爭，先后擊退了他們發動的三次反共高潮，幾度力挽瀕臨破裂的國共關系，維護國共合作和團結抗戰局面直至抗戰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