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改革之力解“臨時工”之困

臨時工問題，本質上是一個從“身份管理”到“崗位管理”轉變的問題

微信熱傳一篇“職場法則”，其中一條是“低調一點，再低調一點，比臨時工還要低調”。然而現實中，臨時工這一群體，卻總是不期然成為主角，站到輿論的聚光燈下。

前不久，浙江杭州協警禮為奇因及時專業的處置，避免路面塌陷造成慘劇，成為“世界網紅”；而在另一些地方，聘用上崗的“臨時”人員違規執法的新聞也時有耳聞；在各地，山東將在6月底告別臨時工執法，吉林明令禁止臨時工執法，四川成都規定黨政群機關今后原則上不得使用臨時工……臨時工問題，可說是我們在走向現代治理的過程中，需要直面的課題。

“臨時工”是現實中存在很久的群體，卻也是法律上并不存在的概念。電視劇《生命中的好日子》，一開頭就呈現了上世紀70年代清退國企臨時工的場景。到上世紀90年代轉變勞動用工體制，用人單位以勞動合同明確雙方的權利與義務，“臨時工”這一說法在法律意義上不再存在。不過現實生活中，雙軌制用人模式，還是讓行政機關、事業單位里的勞動合同制人員、勞務派遣人員、臨時借調人員等被視為“臨時工”，而且情況并不鮮見。

存在，就證明有需求。編制不足與事務繁雜之間的矛盾，是不少地方“偏愛”臨時工的主因。現代社會治理越來越精細化，行政機關和事業單位的職能不斷擴展，人員需求量增加，而編制配額卻難以跟上。比如，有地方的城管部門反映，其工作職責多達100多項，城市也越來越大，編制卻卡得嚴，只能招臨時工來分擔任務。理順體制機制需要時間，事實上的“臨時工”恐怕會在很長一段時間里繼續存在。

值得重視的是，由于不少輿論事件中，暴力執法、上班打牌、公車私用、雷言雷語常常和“臨時工”聯系在一起，有人由此形容，臨時工有雙面屬性：犯事兒與扛事兒、干活與頂雷、“壁虎的尾巴”與“鴕鳥的屁股”。到底是被推到了矛盾第一線還是本身就在制造矛盾？究竟發生在個別領域還是具有普遍性？當行政機構尤其執法部門成為矛盾焦點，行政權力被“外包”后，如果沒有科學管理、不建章立制，“臨時工惹禍”“臨時工擔責”就難免不斷上演，損害的是法律嚴肅性，侵蝕的是政府公信力。

清理和清退臨時工，是一個很合理卻也很艱難的過程。去年底印發的《法治政府建設實施綱要（2015—2020年）》中要求，2016年年底前，各地各部門對行政執法人員進行一次嚴格清理，未經執法資格考試合格，不得授予執法資格，不得從事執法活動。但是，即便合理的政策設計，實施起來也存在一些現實困境。比如，解決不了編制員額與職能事務的匹配問題，就沒辦法無視需求；解決不了法律上的身份認定問題，在招用管理甚至協助執法上很難于法有據。立足實際，分階段、分步驟、分領域、分類別地在編制與人員配置上下功夫，才能更有效率地讓政策落地。

臨時工問題，本質上是一個從“身份管理”到“崗位管理”轉變的問題。從身份到崗位、從差異對待到同權利等義務，用人管人要實現質的突破，還要在人事制度改革的背景下來統籌考慮。人員聘用，要建立在崗位需求之上，一崗一職、一職一責，不以身份定高下，更不以固定與流動、長期與臨聘來區別對待。而這，無疑需要從理念到制度全方位的提升，需要人事管理改革上更深入的探索。

在觀念層面摒棄“臨時思維”，在制度層面建立“長效機制”，才能讓臨時工問題的解決成為一個寶貴契機，完善治理制度、提升治理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