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記》中的禮樂制度與“生活政治”

　　《禮記》是中國古代重要的禮書，集中展現了禮儀生活的必要性、重要性以及操作性，它既闡述了禮樂活動對于社會政治生活的不可或缺，又通過具體儀節的記載為后人提供禮儀活動的參照范本。對《禮記》中所記載的禮儀規范予以分析，大致可以對中國古代政治和生活文明的精神有所領會。

　　《禮記》與“生活政治”

　　《禮記》通過規范禮樂活動來強調人與人之間的等級差異以及由此帶來的日常生活嘉益分配的差異——貴賤有等、親疏有別，由此可以明確與固化人與人之間的社會差異。這些差異有的是由于自然因素帶來的，如年齡、性別、血緣等；有的則是由社會因素帶來的，如身份（君臣、師生、父子、夫婦、嫡庶等）、等級、官職等。不管何種因素所帶來的差異，禮樂制度都是表征這種差異的主要手段，也是固化差異的主要途徑。隨著禮樂表征的差異而來的是權力以及生活嘉益分配的差異，由形式上的差異帶來了實質上的差異。這種實質上的差異意味著權力和社會資源的分配，從而使得禮樂制度具有了政治意義。《禮記》以及其他禮書所強調的日常生活的形式差異，最終體現的是權力和社會資源分配的實質差異，這為古代中國政治生活提供了理論根據和范式參照，所以在一定意義上，《禮記》集中體現了儒家“生活政治”的政治哲學范式。

　　所謂“生活政治”，指的是政治權力和政治意志在日常生活中泛化、日常生活被提升到政治層面予以解讀的一種政治范式。“生活政治”的展現路徑是“政治生活化”和“生活政治化”，前者指的是將政治價值滲透到日常生活中，后者指的是將日常生活轉化為具有政治色彩的活動。“生活政治”的積極意義在于可以促使良善的政治意志為人們廣為接受，成為促成社會凝聚的途徑；“生活政治”的消極意義是使得日常生活被“泛政治化”，導致社會生活中的公私不分，使得社會逐漸失去自由和生動。漢語里所指的“生活政治”特別體現在傳統的禮樂文明中，禮樂制度將人們的日常生活用禮儀規范起來，在衣食住行中反映儒家主導的政治價值觀念。禮儀制度引導和規范著人們的日常生活秩序，標志著等級、身份、權力的禮樂制度以日常生活為主要作用場域，并將政治價值通過禮樂儀式的載體，傳遞到日常生活中去，在日常生活中鞏固和強化等級、身份和權力差異的認同。

　　“生活政治”的自然天道基礎

　　在《禮記》中，“生活政治”的形而上學基礎是自然天道。自然世界的變化具有客觀必然性，而禮樂文明是人的創造物，由人的意志決定。儒家為了保證禮樂制度具有客觀必然性，也為了禮樂制度具有合法性，在向天道自然的尋求中獲得了答案。

　　《禮記》認為，禮樂制度是效仿自然天道而設計的，也順應了自然世界的客觀必然性，由此，禮樂制度既順應了天道而具有合法性，同時又因為是天道的人間體現而具有了必然性。自然天道為禮樂制度提供客觀的依據，禮樂制度反映天道在人間的具體表現。由此，儒家為禮樂及其相關的政治活動尋找到了自然天道的基石，禮樂及其所保證的等級秩序、利益分配以及活動規則也在一定意義上獲得了合法性、必然性。自然是人們日常生活的根基，日常生活須臾離不開自然的恩賜，也跳不出自然秩序的限定。與此類比，日常生活也離不開反映政治價值觀念的禮樂制度，從而要接受禮樂及其所反映政治和倫理秩序的約束與規范。在《禮記》中，日常生活、政治生活從天地萬物及其自然秩序上尋找到依據，進而得到合理解釋；同時，人類生活秩序又因為源于至高無上的天地萬物及其自然秩序而獲得了合法性和權威性。通過貫通自然、生活與政治，人類認識世界和認識自己的活動實現了統一，因此，在改造自身的人類活動中，也應該考慮和尊重自然的因素，實現人類行為與天地萬物的合拍、同節。作為“生活政治”的禮樂制度，其根源是自然天道，自然天道為禮樂制度提供了宇宙論的依據，也展現了禮樂之所以獲得權威和廣泛認同的原因所在。人們崇尚天道，服從于自然秩序，因而也樂意接受“生活政治”的安排，并不斷在生產生活實踐中去強化“生活政治”的色彩，以此來表達對具有神秘和主宰意義的自然天道的崇敬。

　　禮儀規范與日常生活

　　在“生活政治”視域下，禮儀制度所反映的政治理念全面落實在政治人物以及廣大平民的日常生活中，從而實現人們所期望的良好國家治理與有序社會生活。在《禮記》中，儒家理想政治秩序主要落實在日常生活規范之中，無論是庶民還是政治人物，在衣食住行上的日常生活規范，都體現了儒家的等級秩序與尊卑差異。

　　衣冠是人類生活文明的重要象征，在儒家禮樂傳統中，衣冠制度往往還具有政治意義。在《禮記》中，日常生活的衣冠可以作為維護秩序與等級的工具，外在化的衣冠區分等級、官階、身份等，往往承載和傳遞著內在的豐富政治價值與政治信息。由于其鮮明的政治象征意義，衣冠還成為了表達政治情感和政治認同的工具，人們通過接受或者不接受某種衣冠樣式、佩飾來表達他們的政治傾向。從日常生活的角度來看，傳統社會的人們，尤其是具有政治身份的人，往往必須要接受衣冠禮儀的規訓，從而成為符合禮儀傳統的知禮之士，衣冠制度也因此成為政治事務，從生活文明轉移到政治文明。

　　飲食作為人類存在與發展中不可或缺的基本條件，是日常生活的中心內容，也能體現和反映社會政治情況。在《禮記》所記載的飲食之道里，“吃還是不吃”“給誰吃”“吃什么”“怎么吃”等日常問題，關涉了政治認同、身份等級、權力秩序以及社會公共交往活動等政治問題。由此，在一定意義上飲食成為政治事務，成為權力、秩序的展示場，尤其成為等級制在日常生活中發揮作用的主要標示物。《禮記》里所體現的飲食之道，正是通過圍繞飲食問題的禮儀制度性安排，將人們限制在不同的宗法等級、爵秩等級、官僚的秩品階位等級等一系列社會等級“框架”里。這種“生活政治”的色彩，使得我們不能僅僅從生存欲望的滿足以及飲食審美的角度來理解儒家的飲食之道，而應該關注到古典飲食之道背后的政治關切。

　　以《禮記》為代表的禮樂制度所展現的“生活政治”范式，在傳統社會中起到了區分等級、規范行為、維持秩序以及落實儒家倫理政治觀念的多重作用，體現了傳統社會的生活文明和政治文明。歷史地看，《禮記》中的“生活政治”范式，反映了我國古代的政治傳統，對我們理解古典中國及現代中國，以及發掘古典中國日常生活之政治維度，有著一定積極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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